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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是中国共产党最为真挚的支持者

陈炯明是中国共产党最为真挚的支持者

——陈炯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浅析(一)

陈治赠 2021年7月22日

      一、渊源追溯。

      陈炯明与中国共产党(下简称中共)究竟有何是非恩怨?一直是备受关注而又敏感的问题,也是陈炯明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陈炯明是中共最真挚的支持,渊源应该追溯到中共建立之前的舆论期。1919年,陈炯明就与后来创建中共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两陈于1914年9月在南洋组建“欧研究会”结识。

      1919年前后,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言必称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各有说法,莫衷一是,各种派别应运而生。共产党人是其中一派,也是从热衷于讨论社会主义以及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开始。

       陈炯明在漳州“闽南护法区” 实践中国社会主义,推行民主政治,致力经济建设,倡言联省自治,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新风尚日新月异。“闽南护法区” 成了举世瞩目的“模范小中国” 。为苦苦寻求出路的中国人找到了希望。也为那些终日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热血人士提供了现成答案。华南地区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中心,也随其领袖人物梁冰弦主持护法区教育,从广州搬到了漳州。著名学者、社会名流、青年学生、国外人士纷至沓来,“闽南护法区” 一时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圣地。

       陈炯明在漳州倡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有别于其他较为流行的几种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远隔千里,与苏式社会主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五四” 运动后,议论苏俄成为一种趋向,各种声音喧腾如沸,褒贬针锋相对。北大学生听惯了师事苏俄的论调,却模不着头脑,赴漳州考察后写报告劝导师们不用再费力宣传苏俄了,“  闽南护法区” 就是中国的“俄罗斯” 。外国舆评价漳州是“东方一颗明珠” 。社会主义者们誉陈炯明为“中国的列宁” 。列宁则称陈炯明是“社会主义将军” 。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炯明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戴季陶(参与筹建中共,执笔起草中共第一部党纲,但沒有参加中共,是国民党著名人士)通信研讨社会主义。戴季陶強调指出:闽南护法区不仅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以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以在那里创办” ,主张陈独秀、张国焘到漳州考察【《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277页,段云章  倪俊明编著  2003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岀版下简称《编年》】。1919年,陈独秀在湖北被捕,经陈炯明保释出狱,并邀请其来漳州,陈独秀误会闽南护法区为孙中山的势力范围而未能成行。

         二、广州建党活动。

         广州可能不是全国第一个建立中共支部的城市,但广州肯定是中共组织可以注册登记,地位合法,独立自主,活动公开最早的城市。这是陈炯明支持中共的实据。

据官方长期来的舆论宣传,各省筹建中共组织的活动是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遭密探跟踪,风险异常,被迫中断议程,改往嘉兴南湖在船上续会,才能避开厄运,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但在广东却是另一番天地,建立中共组织,是陈炯明支持下公开、合法的社会活动。

         1920年10月20日,陈炯明 “每月津贴二千元” ,“公博、平山任编缉,每月津贴四百元”支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广州创办《广东群报》【《编年》第289页】。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或个人,都是自谋生活。活动费用和生活来源主要来自社会资助。陈炯明全力支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广东的)建党活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1920年6月,在俄国人斯脱洛米斯推动之下,陈独秀在上海成立 “社会主义者同盟”【有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有学者称之为中共上海支部,陈独秀任支部书记】。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来粤,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教育方面帮助陈炯明重建南粤,建设自治模范省,推动联省自治运动。陈独秀当时声名卓著,自视甚高,不是一个随便就能请得动的人物。陈独秀赴粤任职,可见陈炯明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崇高!陈独秀提出来粤二个要求:一是给足教育经费,二是支持他整顿、重组和发展广东中共组织。陈炯明完全赞同。

         中共正式成立之前,广州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称之为“广东共产党”(又称“共产党广州部”) ,由于“其成员多数为无政府主义者” ,违背正在筹建的中共党纲,陈独秀应邀来广东主长教育,附带要解决“广东共产党” “必须和无政府主义者分开” 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 不接受中共党纲关于“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只好全部退出党组织。陈独秀与“潭平山、潭植棠、陈公博等讨论重新组织广州共产党”【《编年》第325页】。1921年春,广州正式成立了中共支部,首任书记是陈独秀。如果,历史承认陈公博、谭平山、潭植棠等曾是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始人,那么,无可否认,陈炯明则是中共广东组织的奠基人。

         得陈炯明资助,《新青年》杂志也随陈独秀搬到了广东。1921年4月1日在广州首次出版第八卷六号。《新青年》南下之前,《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喉舌。从1921年1月到7月,陈独秀不仅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40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鞭鞑无政府主义,宣扬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潮,推行教育改革。而且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四出演讲,开启民智,搅动了广东教育、思想、文化界的一潭死水,触怒了一大批顽固守旧人士,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政治势力的反对,造谣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 、“仇孝” 、“公妻” 、“妇女共有” 。称陈独秀为“陈毒兽” 、“枭獍” 。

          陈炯明不仅以广东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教育经费,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推行新教育。而且拨出巨款支持陈独秀鼓吹马列主义,宣传“赤化” ,支持整顿、重组 “广东共产党” ,巩固和发展中共广州支部。由于陈独秀当时的见解“与陈炯明较接近,与孙中山不甚接近” ,谭平山“反对与孙中山有关系的工会接头” 。由于陈炯明拨出30万元巨款支持陈独秀“与机器工会黄焕庭联络” ,组织广州机器(工人)总会,创办工人夜校,在广州设立“宣传讲习所” ,“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孙中山一派认为,这是陈炯明在有意“以延缓其出兵(北伐)之举” ,“遂衔恨于陈独秀” ,1921年3月12日,孙中山一派 “在广州《晨报》上揭陈(独秀)之私德,使教育委员会之工作停顿” 。3月13日,广东省议会议员余同仁等提案,拟咨请省长驱逐陈独秀出广东。3月15日,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捏造:“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 ,“此等邪说,流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 ,号召广东,“驱逐枭獍,勿使禾迹吾粤”【《 编年》第361、364页】。一时间,广东掀起一场驱逐陈独秀的轩然大波,浊浪滔天,陈独秀处境非常艰难。

     “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甚深,前年(1919年)陈独秀在湖北被拘捕,陈炯明在漳州发电文为营救,卒将陈独秀保释。今既请其来粤,无论如何不允下逐客之令” ,3月16日,      陈炯明登报公开申明自己的态度:“陈独秀先生是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戴,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编年》第364页】。每逢省署行政会议,陈炯明特意邀清陈独秀在身边就座,以示对其尊重和支持。有效地遏制了反对势力对陈独秀的攻击。“陈独秀得陈炯明维护,省(议)会罢议驱逐,惟反对声颇盛”【《陈炯明言行录》第265-266页。海丰历史文化研究会、陈炯明学术研究会2004年11日 内部刊印:“陈炯明与粤军史料之十” ,下简称《言行录》】。

       1921年7月24日,上海、广州两个中共支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4个共产主义小组共6个地方组织、12名代表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共全国组织。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参加),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历史已经证明,中共的诞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希望!但在当时,她只是黒暗中一点微弱的星光,尚沒有力量在中华大地点燃冲天大火。陈独秀、张国焘、李大钊等一批中共杰出先驱,满怀激情宣扬马列主义,欢呼苏俄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 ,呼唤师事苏俄,备受时人讥诮、嘲笑,指斥为主张“公妻共产” 。全国各地的实力人物,对中共几乎都是取不冷不热、不理不睬的态度。中共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是在知识分子中、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唯独陈炯明,对这个初生的婴儿百般呵护。中共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可以在各行各业中间任意驰骋。试问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力人物,有几个能象陈炯明这样扶植、支持中共的发展!中共引为自豪的广东早期工运、农运,就出自陈炯明的手笔。

         三、错失合作机遇。

         1921年6月,陈炯明出师广西。陈独秀在广州坚守岗位,为广东的教育事业,也为中共在广东的发展披肝沥胆。肖小之徒又乘机群起而攻之,他无法承受反对势力的口诛笔伐,被迫以“染恙”为由,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在军旅之中,立即拍发了挽留电报:“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第678页) 。1921年7月中共成立,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在广州已不是秘密。但广州的反对势力才不理睬陈独秀头上的灵光如何光彩夺目,污泥浊水照样尤如倾盆大雨,毫不客气地倾泻在中共领袖头上。当他在广州传报马列主义,陷入包括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在内的各种势力重重包围,无法容身时,远在广西战场的陈炯明,在陈独秀的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真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无庸议” 【《 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第679页】。同时急派专人,赶回广州挽留。可惜,陈独秀已于9月8日离粤返沪。陈炯明对中共领袖如此器重和关爱,在当时各省执掌军政大权的实力人物中,独一无二。中共正式成立之前,陈炯明支持陈独秀无疑夹杂有私交的成份。中共成立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两者的关系已不是简单的私交,而是陈炯明与中共的公谊。如果,历史承认陈独秀是中共开党元勋,那未,后人就不能否定,陈炯明坚定不移地支持陈独秀,就不仅仅是支持陈独秀个人,而是支持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

         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共发展史上不可遗缺的一页。1919年12月,陈炯明参与吴稚晖(即吴敬恒,曾与谭平山、章伯钧等组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史称“第三党” ,抗战期间投身拯救民族危亡)、李石曾、蔡元培(北大校长,曾与梁实秋、梁秋水、徐公勉等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投身抗日救国洪流)等发起兴建,1921年8月完成校舍(可容学生800人)的法国里昂大学。从这里走出了邓小平、陈毅、聂荣瑧、李富春等了一大批威名显赫的伟大人物,被誉为中共领袖人物的搖篮。

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陈炯明等是否有意在法国修建大学为中共培养领袖?现在很难说得清楚。里昂大学走出那么多的领袖人物,确是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陈炯明等立足于为国家培养人材的结果,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人更不能抺杀和否定陈炯明的作用:1920年—1921年,陈炯明捐资10万(应为拨资),占建校经费的1/4。1921年下半年,又专门拨给里昂大学8万元办学经费。并给赴法留学生每年固定4800法郎的资助。

         1922年4月22日,陈炯明“辞去”本兼各职隐居惠州。5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由上海到广州,偕中共广东组织领导人陈公博专程赴惠州访唔陈炯明,邀请他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运动。陈炯明纵谈“各取所需”和“各取所值”这二大原则,暗示他怀疑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原则,婉辞了中共的邀请,沒有加入共产党,但不忘委婉地向中共提出善意的建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原则,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不宜大肆鼓吹;劝告陈独秀,“现阶段中国劳工运动只宜作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编年》第525页】。两者开诚布公恳谈,见证了陈炯明在中共心目中的位置。陈炯明虽不能成中共一分子,但不失为诚挚的合作伙伴。如果当时能一拍即合,中国社会的进程当可少走弯路,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注:拙文于2013年9月4日登陆《汕尾市民网》。现原文一字不漏重发,着重号文字为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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