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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特别合作区揭牌,深圳有了第“10+1”区!

深汕特别合作区揭牌,深圳有了第“10+1”区!

 

在设立7年之后,深汕特别合作区迎来了重大的体制机制调整:12月1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揭牌,正式调整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未来将以深圳市一个经济功能区的标准和要求,对深汕特别合作区进行顶层设计、资源配置、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充分实现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目标。
深圳自此迎来了第“10+1”区(深圳10个区和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少春,深圳市市长陈如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丘海,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广东省委秘书长郑雁雄,汕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奇珠,汕尾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绪松等出席揭牌仪式.


深圳特别合作区设立7年以来,经历了多次体制机制调整:


  • 2011年218,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决定在位于汕尾海丰县鹅埠镇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基础上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

  • 2013年8,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优化深汕(尾)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加快合作区建设发展的会议纪要》,明确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事务,汕尾负责征地拆迁和社会事务;

  • 2017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的批复》,中共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调整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

  • 2018年2,深圳市委办市府办印发《关于深圳市组织实施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的工作方案》,全面加快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落实到位;

  • 2018年1216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开启了由深圳全面负责建设管理的新阶段。

     


深汕特别合作区此次的体制机制调整,在普通人看来,是深圳又多了一个“区”。但是,小政的评论员朋友认为:如果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站在广东省发展的角度,站在深圳担当的角度,就会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不是个普通的区,它简直就是一个“新特区”——


特别合作区就是一个“新特区”

评论员  苗凡卒


作为深圳的第“10+1”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揭牌,不只是拓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它是在探索一种发展模式,一种让先进地区的优质资源更好地在相对落后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新模式。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将为国家发展“飞地经济”提供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让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要素互补,发展“飞地经济”是一个重要选择。2017年6月,国家8部委发布《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飞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可是,放眼全国,现有的“飞地”绝大多数都是产业园区,面积不大,功能单一。像深汕特别合作区这样,按照一座城市的规模、功能、建制设立的“飞地”,称得上是中国“飞地”中的特区。现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提出要争当“中国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首创者、飞地治理模式首创者、飞地农村城市化实践首创者”,这样的探索和首创,将为国家“飞地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宝贵的、可复制的经验。


从全省发展的角度,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要为广东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来广东考察时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生态优势,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七年来的经历,就是广东省不断改革,破解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难题的一个解题过程。新的体制机制的建立,特别合作区不仅能实现区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成为汕尾借力腾飞的支点,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门户,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向东拓展辐射的重要支点,是带动粤东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


从深圳担当的角度,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跳出产业梯度转移的俗窠,以后发优势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典范。在落后地区建设“飞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发达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把相对落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飞地”。但是,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发展立志跳出这种模式,无论是从城市的整体规划设计,到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优质企业的引进,再到城市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都是按照比照深圳、甚至高于深圳的标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未来,将是一座凝聚深圳发展智慧、承托深圳发展梦想的新型现代化城市,这里不仅将重现深圳曾经的高速度,也将拥有深圳最为自豪的高质量。这里的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次深汕特别合作区的体制机制调整,意味着深汕特别合作区将从一个由深圳、汕尾两市共建、带有“援助”性质的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变身为以深圳市一个经济功能区的标准和要求建设管理的一座未来新城。


这片距离深圳东部仅60公里的特别之地,经过7年的建设发展,如今已是“初长成”,但很长时间里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甚至一度面临着外界的质疑和误读。


今天,一直关注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并多次深入当地采访的小政,将从多维度做一个梳理,说说这些年,深汕特别合作区是怎样一个存在,身上又寄托着哪些未来。


设立:大胆设计的“特别合作”,布局长远的“广东试验”

2011年21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决定在位于汕尾海丰县鹅埠镇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基础上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范围包括海丰县的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镇和圆墩林场,总面积468.3平方公里,委托深圳、汕尾两市共同管理。



 

这是一次突破行政障碍、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的战略设计。它最大的亮点,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扶贫点、产业转移园的概念,将单向产业转移上升为双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特别合作,将友情帮扶上升为互利互惠、互动发展,最后达到带动汕尾市跨越式发展、拓展深圳市发展空间的共赢。


但这种设计的背后考量并不局限于深圳、汕尾两市的利益格局。深汕特别合作区诞生的背景,既有国家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有广东创新区域合作模式的全新谋划,又值广东实施“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战略的历史契机,因此,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伊始便担负着更大的使命——通过特区带老区、财富带资源、经验带空间的组合,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打开新局面,为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探路。


说到底,这是一场布局长远的“广东试验”。


对于这块“试验田”,三任广东省委书记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深汕特别合作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导设立,汪洋2011年5月21日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授牌仪式上,就勉励深圳、汕尾两市要全力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发建设,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创造经验、提供示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政广东期间,将深汕特别合作区视为振兴粤东西北发展的排头兵,先后7次深入深汕特别合作区现场调研,亲自推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发展。


今年5月,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赴汕尾调研时,首站即来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新城规划和建设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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